葦庵法師

　　葦庵法師，法名果成，廣東人，1905年生， 1928年3月（二十三歲）入寧波四明山觀宗寺的觀宗弘法研究社學習天臺教觀（《觀宗弘法研究社戊辰年學員一覽表》，載《觀宗弘法社刊》第六期P50）， 與年僅十六歲的竺摩法師做了同學（盧友中《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P16）。浙東天臺山是中國佛教歷史上第一個獨立宗派天臺宗的發祥地，1913年，天臺大德諦閑法師出任觀宗寺住持後，恢復祖庭，重興道場，數年間將觀宗寺改造成為東南一大名刹，同時在觀宗寺成立了「觀宗學社」，專攻天臺教觀。1918年，觀宗學社擴充為正式僧教育機構， 1928年又改組為「弘法研究社」，培養了大批佛學人才，並發行《弘法月刊》弘揚天臺教義。

　　葦庵法師初入觀宗弘法研究社屬研究部（副級）學員（《觀宗弘法研究社戊辰年學員一覽表》載《觀宗弘法社刊》第六期P50），當時進入研究部的要求是「能具相當程度，有研究佛學資格者」（1936年8月16日《佛教日報》）。這所專弘天臺教觀的教學機構注重叢林實修，更兼弘法講經，以「學修並重」的辦學理念引導學僧，擢取升進要點為「道德品行，勤於修持；研究教理，見地清楚；辭音宏亮，講說無滯；明達觀法，兼通文學。」擔綱主講的靜權法師為一代講經名師，既有世學根底，又隨諦閑法師研習天臺教觀十餘年，定慧雙開，深契教觀妙理，講經深透；繼任主講寶靜法師為諦閑法師首座弟子，學識淵博，佛學造詣深厚，辯才無礙，深入淺出的講經授課令學僧深受教益。弘法研究社遵循傳統的佛教叢林規則，對學僧管理十分嚴格，年輕的葦庵法師在這裡依大德系統學習天臺教觀，不斷精進，1928年10月，入學七個月即升入弘法部（正級）（《觀宗弘法研究社戊辰年學員一覽表》，載《觀宗弘法社刊》第六期P50），確認為「具高深程度，有弘法資格者」（1936年8月16日《佛教日報》），可見學習成績之優秀。

　　1925年創建於廈門的閩南佛學院是民國初年繼太虛大師創建武昌佛學院之後中國的又一座新型佛教學府，太虛法師曾任六年院長，以培養能住持佛教的新型僧才作為辦學宗旨，實行種種改革措施，使學僧能夠「根據佛學的真理，適應現代的社會」，養成學以致用的真實學行與才幹，成長為能擔當弘法利生重任、精進無畏的新型佛門中堅。求學若渴的葦庵法師在觀宗弘法研究社接受嚴格的山林式佛教教育，專注於佛法的學習和研究、培養個人修持之後，又來到閩南佛學院接受開放式的新型僧才教育，多方面充實知識，從山門內的潛修到下山為眾生服務，兩種殊途同歸的不同訓練為他日後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盧友中《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P39）。

　　佛教革新派法將仁山法師在鎮江創辦金山《法海波瀾》雜誌，針貶時弊。該雜誌規定：「不論僧俗男女如投稿五次者本刊觀其學識理論真有價值當認為本刊撰述員」（《法海波瀾》創刊號），葦庵法師撰文投稿，被列為撰述員，今日所見他在《法海波瀾》第五期（1930年）發表的文章題為《論佛出現於世唯以一大事因緣》（《法海波瀾》第五期）。

　　在經年努力的參學之後， 因緣成熟，葦庵法師也隨其師覺一法師來到香港，開拓一方新的弘法天地。

　　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大陸戰亂頻仍，方圓不足百里、社會相對安定的海濱之地香港成為人們心目中的 「天涯淨土」，吸引了眾多國民到來，其中也包括一些佛教僧侶。在荒無人煙的大嶼山，南來的僧人種山蔬、置法器，結茅清修，農禪為生，20世紀10—20年代，七八十間茅蓬、靜室相繼在大嶼山出現，在市區或新界也有靜室乃至寺院建立。1916年，一批佛教名流居士組織了首間「佛學會」後，一些佛教道場相繼在市區成立，市區的佛教活動開始興起。1922年，定佛比丘尼發起在名園舉辦隆重的公開念佛法會，特請上海妙善法師來港主持，棲霞山若舜法師協助，在太虛大師以新講演方式介紹佛教義理之後，這一隆重法會以古典莊嚴的儀軌領導念佛，二者俱開了城市佛教風氣之先（葉文意《香港早期之佛教發展》，載《法相學會集刊》第三輯 P27：「據循環日報港聞版」）。

　　當時，受國內外社會思潮、特別是太虛大師為首的近代佛教改革運動影響，中國的佛教四眾逐漸認識到：在快速變革的社會環境裡，傳統內歛的隱逸式修行已不能有效弘揚大乘普渡眾生的理念，佛教應順應形勢，以積極的態度投入社會，香港佛教的思想取向也逐漸從出世的農禪傳統，轉移至入世的服務社會，在香港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城市裡，面向市區弘法度眾。1930年，覺一法師、可人法師、筏可法師先後應清涼法苑、大光園、紫竹林禪院的邀請演經說法，赴會聽眾頗為踴躍 （了如《香港佛教史略》，載《海潮音》第十八卷 第六號， 1937年6月15日出版）。葦庵法師亦自1931年農曆二月初三始，於堅道62號香積廚素食館分店三樓佛教講經會宣講《妙法蓮華經》。

　　後張蓮覺居士於青山創立佛教女子義學，在香港成立寶覺學校，1935年又在跑馬地建成東蓮覺苑，誠邀靄亭法師主持，致力於培養女眾弘法人材。

　　1931年，顏忍慚、高浩文居士等一群知識份子於港島堅道發起組織了佛教團體「香港佛學會」，先後邀請國內及香港的著名法師太虛、顯慈、覺一、筏可、永機、寶靜、茂峰、芝峰、遠參等宣講佛經，其中覺一法師講的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葉文意《香港早期之佛教發展》載《法相學會集刊》第三輯 P31：「據香海佛化刊及人海燈雜誌報導」）。佛學會還舉辦佛學研究班，開辦義學，並發行《香海佛化》季刊，為香港佛教文化的創舉。香港佛教徒從此知道了弘法須有團體的組織，應以突破傳統的弘化形式積極入世。

　　1932年，葦庵法師發起了一場與基督教牧師的公開辯論，引基督教徒和佛教徒蜂擁赴會聽講，雖然葦庵法師最終拙於口才未能辯倒雄辯滔滔的牧師，但他為真理而戰的勇氣和熱情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了如《香港佛教史略》載《海潮音》第十八卷 第六號，1937年6月15日出版）。

　　此後，寶靜法師來港講經，組織了「香海蓮社」，為適應一般佛徒修持的方便，專提倡淨土念佛法門。而1933年由覺一法師、葦庵法師、可人法師創立於跑馬地禮頓山道的「香海菩提場」規模則大了許多，也盛倡修行唸佛、誦經等淨土法（高永宵《香港佛教源流》，載《法相學會集刊》第三輯 P14），社長為覺一法師，弘化主任為海仁、筏可、悅西、可人、葦庵法師（兼理事）；樓高四層，附設佛典閱覽室及學生五十五人的義學，還有免費的贈醫（《香港工商日報》（1935年5月12日））。弘法講經是菩提場的第一要務，請葦庵法師講《勝鬘夫人獅子吼經》、《金剛經》（1934年7月）及《梵網經》（1936年2月），悅西法師講《地藏菩薩本願經》全部，靄亭法師講《維摩詰經》，喝輪法師講《往生論》。靄亭法師宣講《維摩詰經》時，東蓮覺苑佛學社學生全體列席聽講，何張蓮覺居士親到講堂，林楞真居士數十日全程傳譯。菩提場的講經活動吸引了大批學佛者前來，「聽眾如雲，座為之滿」（《毫光月刊》第1期P16，1934年7月15日出版）。

　　對菩提場的發展前景，葦庵法師等曾有一個宏偉的規劃：道場將包括培養弘法人才的教育機構、佛學研究機構、宣傳講場、佛學圖書館和佛經流通處等等，每一項均已考慮清晰，設計周詳，可惜當時因緣不足，理想未成現實（白慧《香港佛教與太虛大師》，載《華南覺音》第七期P17，1939年）。

　　太虛大師第五次蒞臨香港在1935年，是香港佛教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11月30日，太虛大師偕同竺摩法師、蘇慧純居士應邀由廈門乘輪抵達香港弘法，香港各界佛教善信為此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是日山光道上，車水馬龍，極港地未有之盛會。」（《太虛大師南下弘法志盛》，載《海潮音》第十七卷第一號，1936年元月）。據時人評述，這一歡迎活動是處於各自為政狀態的香港佛教徒破天荒第一次的感情聯繫（白慧《香港佛教與太虛大師》載《華南覺音》第七期P17，1939年）。葦庵法師仰慕太虛法師已久，終於有緣親見（《華南覺音》第七期（1939年)P17載葦庵法師文），欣然擔任總代表在大會上致歡迎詞，並於12月2日至4日太虛大師在利園講《彌勒上生經》時擔任粵語翻譯。12月10日至13日，大師又在利園開講《唯識三十論頌》，由葦庵法師翻譯，竺摩法師寫黑板，連日聽眾踴躍，座無虛席（竺摩《虛公大師閩粵弘法二月記》，載《海潮音》第十七卷第三號P60-69，1936年3月）。

　　在港期間，太虛大師於利園發表了題為《從感想說到香港的佛教》的著名演講，他說：「我深覺佛學的研究和佛教的信行，在香港已較過去時代的現象進步得多，已能於各層社會透徹融貫……我此次所得的印象，確比以前佳了。」籍此勝緣，大師對香港佛教應興應革的各種問題做了明確的提示，說明若要擴大發展香港佛教，全港佛教徒必須團結聯絡，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大本營，方能集思廣益，發揮佛教的精神。12月9日，張蓮覺居士齋供太虛大師，覺一法師和靄亭法師、悅西法師以及方養秋、陳靜濤等居士陪同。席間，太虛大師特別對這些德孚望重的法師、居士提出，香港各佛教團體應當合組一個總機關，獲得大家一致贊成（竺摩《太虛大師香港弘法記》，載《人海燈》第三卷第一期P49-50，1936年1月）。

　　太虛大師在香港的兩次重要弘法活動極大地推動了香港佛教的現代發展， 「人生佛教」、「人間淨土」的理念開始深入人心，佛教必須走進社會、服務社會成為香港佛教緇素的共識。然而由於時節因緣未至，大師組織「香港佛教總會」的倡議當時未能實現。第二年（1936年），葦庵法師依照大師指引的方向繼續努力，邀請香港各佛教團體代表在菩提場開談話會，成立了香港佛教聯合會籌備處，推定葦庵法師、靄亭法師、通一法師、高浩文、葉福靈、吳澤希居士為籌備委員，通一法師、李公達居士為章程起草委員，隨即開始徵求會員，定陰曆九月召開成立大會（《人海燈》第三卷第八期P447，1936年8月1日出版）。然而因當時各方多持觀望態度，這個總會仍然未能組織成功（白慧《香港佛教與太虛大師》，載《華南覺音》第七期P17，1939年）。

　　1934年，得藍昌源居士等善信助緣，葦庵法師和覺一法師在九龍鑽石山創建了新的道場，發願弘揚淨土，瞻仰蓮邦，將其命名為「志蓮淨苑」。

　　志蓮淨苑的苑址在鑽石山南麓，原為富商陳七的一座花園別墅。房屋坐北向南，背山面海，前方開闊田野，周圍自然山林，環境清幽，甚為理想，二位法師著手在此設立佛殿客堂，領眾念佛禮懺，講經說法，同時籌劃重建佛寺，發展叢林。當時香港的出家人不多，大家互相扶持， 初創的志蓮淨苑獲得了多方支持，正在市區弘法的顯慈法師及住在大嶼山的海仁法師最常前來協助（弘智法師憶述《志蓮淨苑往事》，以下志蓮淨苑早期情況同）。

　　為造就僧才， 1939年葦庵法師創辦佛學班，親自執教擔綱主講，聘劉承澤居士為國文教師，在淨苑空地搭建棚架以方便各方求學僧侶掛單住宿。佛學班在當時頗具影響，很多僧人聞風前來參學，時年十九歲剛出家的的聖一法師也在其中，奉師命前來志蓮淨苑聽葦庵法師講《四十二章經》和《怡山發願文》（《聖一和尚略傳》），同學者亦有寶蓮禪寺前任方丈初慧法師。佛學班還有三名女學生，包括後來淨苑的第二任住持弘智尼師和兩名皈依的在家女眾。

　　葦庵法師年富力強，學養淵博，精通佛理，還通曉醫學和許多世間事物，頗受緇素敬仰。據說他年少出家，曽得一尼師悉心教導關懷，尼師送他出外修學，連牙膏都不忘為他裝入行囊，令其感恩終生。他積極鼓勵女眾多學經教，並發心建立一所可供出家女眾安身立命、專心修行的女眾叢林。當時佛教叢林基本專屬男眾僧人，比丘尼只能在小廟或淨室潛修，身為比丘的葦庵法師於創立志蓮淨苑之時即發此宏願，實有卓見。

　　開山之際，葦庵法師滿懷壯志，對淨苑的發展有諸多計劃，為興建大殿已開始置備佛像，借得款項，並辦理申請土地等手續。豈知香港不久即遭日軍佔領，令他計劃破滅，壯志難籌！

　　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後，中日戰爭爆發。國難當頭，中國佛教僧侶、信眾和全國人民一道，積極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他們組織救護隊、開辦佛教醫院救助傷兵，設立粥廠救濟難民，甚至還有僧眾奔赴前線投軍。此時香港偏安一隅，戰火尚未波及，1938年3月，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災會的「僧侶救護隊」、中國佛教會的「佛教掩埋隊」 宏明法師等多位僧人、隊員在開赴戰區之前來到香港，香港各佛教團體隨即在跑馬地東蓮覺苑禮堂聯合舉行了有二百餘人參加的盛大歡送集會，對僧侶兩隊不忘佛陀慈悲本願，出生入死深入戰場行菩薩道表示高度讚揚，衷心敬佩，並互勉伸張我國大乘佛法積極入世的偉大精神，在全民抗戰中做好後援工作。會場氣氛熱烈，群情高漲，葦庵法師積極參與組織工作，擔任大會主席，首先致辭（民國《申報》報導）。

　　隨著戰事急速發展，無情的戰火很快蔓延到了香港近旁。1938年10月20日，廣州淪陷，香港邊境充斥流離失所的難民。當年與葦庵法師在寧波觀宗弘法研究社同窗參學、此時已名望甚高的竺摩法師與著名詩僧慧雲法師（林子青居士）正從武昌佛學院南下廣州，二人從敵機轟炸中僥倖逃脫，來到香港。其時，武昌佛學院畢業的墨禪法師已來港，受邀在葦庵法師主持的菩提場講《仁王護國經》，竺摩法師和慧雲法師抵港後立即前往跑馬地菩提場與他們會合④，天各一方的道友有緣在危難中聚首，興奮、感慨之狀盡可想見。此後竺摩法師和慧雲法師寄居於沙田山上的晦思園（今萬佛寺），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簡玉階居士當時將該別墅提供給覺一、葦庵法師作修行之用，頗為清淨（晦思園原為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簡玉階居士在沙田排頭村山上別墅，早前贈與覺一、葦菴二師作修行之用，後香港淪陷，二師示寂。大戰後，琴僧月溪禪師在香港弘法，欲辦一佛學院，簡氏遂將晦思園捐贈月溪禪師，後擴建成萬佛寺）。

　　在無情戰火的威脅下獲得難得的安寧，相聚的日子倍覺可貴。四位志同道合、風華正茂的道友常聚在山間別墅談古論今，吟詩抒懷，暢談至深夜，慧雲法師留下的一首詩作《沙田晦思園與葦庵、竹摩、墨禪諸友夜話》清晰記載了當時的情景：

　　濯足清流澗壑深，林巒如此已難尋。
　　看山擇日寧成癖，避地哀時久廢吟。
　　岩上活泉無歇意，天邊明月有高心。
　　夜來主客忘人我，坐向空庭論古今。

　　（《人間此處是桃源-林子青詩文集》載《法鼓文化》）》

　　愜意的時光短暫，在風雲變幻的危急時刻，尚無戰事的香港也不可能置身戰爭之外。面對蜂擁而至的大批難民，佛教人士悲心尤重，諸山長老筏可、海仁、靄亭、慧音等法師及劉德譜、陳靜濤、王學仁等居士於1938年11月2日在東蓮覺苑召開「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成立大會，會上通過了有關救濟難民的各項決議，並選出執行委員五十一人，常務委員十五人，葦庵法師、竺摩法師和墨禪法師同被選為委員兼駐會辦事。他們立即行動投入工作，不辭勞苦地發動佛教僧伽籌備衣被和糧款，做了大量募捐和服務工作，及時救濟難民，共度難關。據《華南覺音》第四期報導，「香港佛教救濟難民會」自成立之日至1938年底， 「對會務進行不遺餘力，最近曾購備麵包、衛生醫藥等品，由該會職事人等會同男女信徒及港僑救護團等數十人，共乘汽車九輛，前往新界沙頭角等地賑濟災民。災民得賑喜形於色，感激不已云。」 （盧友中《雁蕩山僧——竺摩法師傳》P40）

　　1941年12月8日，二次大戰戰局突變，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當日，日本軍隊強力進攻香港。在經歷了艱苦的香港保衛戰後， 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日軍投降，香港從此進入為時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經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劫難。

　　三年零八個月，出家人與香港市民同樣受到日軍野蠻暴行及饑餓、疫病的摧殘，顛沛流離，各走他方，香港人口第一年就從一百六十萬銳減至一百萬，到戰爭結束時更跌至六十萬。一切宗教活動都停頓下來，「金輪不動，法輪不轉」，志蓮淨苑的佛學班也無奈停辦。

　　葦庵、覺一法師率弘智尼師等人留守淨苑，沒有離開。他們既須顧及自身的安全，又要竭力保全志蓮，經常日間上後山的石礦場躲避，留一人守在淨苑，夜晚再設專人值夜，以防襲擾，如此在亂世中艱難度日，苦苦堅守難得建起的道場。豈料後來又遇意外：一名徒弟假稱需辦某項手續，拿一紙英文文書騙葦庵法師簽名，實為將志蓮淨苑前面一塊屬於淨苑所有、準備建大殿用的土地賣給一所教會。法師不識英文，被騙簽字，結果無奈失地，痛悔不已，積郁成疾。

　　1942年8月，葦庵法師應日僧要求參加香港佛教聯合會成立典禮，代表華僧致詞（《華僑日報》1945年8月25日報導）。葦庵法師的這次講話與以往歷次公開講話完全不同，顯而易見是被迫的，處於日本佔領軍的暴力高壓之下，他和許多香港僧人一樣不得不虛與委蛇。然而在一些言不由衷的官話之後，法師清楚表明：「然我本港佛教徒眾，仍需特別注意，明白本會成立之意義，實非等閒。」「現在我們佛教徒，既已取得相當地位，自當實現其入世大雄無畏精神，普度眾生之願，於時代所需要，必須有相當貢獻……對內則如佛教叢林，佛教墳場，佛學院等，對外則如佛教醫院，佛教義學，佛教救濟會等，自利利他（《華僑日報》1945年8月25日報導）。 」這席話明確宣示要在夾縫中生存的同時，利用這一組織之所能，為解除香港佛教徒及廣大民眾的現實痛苦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中「大雄無畏精神」、「普度眾生之願」的語句，足以顯示其奮力抗爭的決心。

　　1943年，香港食物短缺達到極點，居民生活更加苦不堪言。三月初九，主持苑務的葦庵法師因病不幸往生於晦思園，世壽僅三十八歲；三月十三日，覺一法師也在志蓮隨之往生，世壽五十四歲，師徒二人在短短四天內相繼離世，令人難以置信，聞者興悲。在當時的香港佛教界，葦庵法師是一位熱誠活躍的法將，與寶靜、靄亭、海仁、筏可、茂峰等法師一起，推行佛教事業最力，最具熱忱和魄力，蜚聲一時（葉文意《香港早期佛教之發展》P25，載《法相學會集刊》第三輯），如今英年早逝，四眾同人無不深感痛心！靄亭法師與覺一、葦庵法師道情深厚，書寫挽聯表達痛惜之情：

　　說法鑽山頻聞獅吼    驚心火宅共駕牛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