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蓮淨苑自1934年創建以來，歷代祖師們一直懷著建設理想道場的廣大宏願，但囿於國家、社會的現實狀況，幾十年間未能將主要力量投入寺院建設，而是致力推動當時社會迫切需要的福利及文化教育事業。直至1989年，適逢貫通港九及新界的大老山隧道落成，香港政府重新規劃城市發展，志蓮淨苑順此因緣，秉承祖師堅定不移的建寺遺願，決定興建佛刹叢林，重展三寶宏願，利濟群生。

　　佛教藉寺院安僧辦道，弘法利生；欲得佛法常住，必須建立佛寺道場。

　　佛教由教主釋迦牟尼佛始創於印度，自傳入中國已有二千多年之久。佛教經過改朝換代的發展演變，在中國落地生根，並日趨漢化。對於外來的思想文化，中國人向來以寬廣的胸懷接納和吸收，對於佛教，更是站在中國文化的根基上吸取其精深教義，並將教義精神融化於生活中的建築、雕塑和一切藝術造型裏。及至唐代，漢傳佛教已經與中國本土文化融通無間，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步入了全盛時期。

　　起源於印度的大乘佛教曾在亞洲不少國家盛極一時，但在歷史的洪流巨變中日漸式微，甚至一度中斷。而大乘佛教流傳至中國卻紮下了根並大放異彩，繼而遍地開花，東傳日、韓以至現今歐美各地，究其因緣，應與中國建築文化輔助漢傳佛教建立「叢林」及「清規」的制約有深刻關聯。

　　唐代是中國佛教各大宗派發展最成熟的時期，而浄土宗亦包括在內。「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而百丈懷海禪師繼承馬祖道一禪師的精神，訂立了一套極有系統的叢林規則「百丈清規」，從此佛教叢林深深植根於寺院建築中，規範的

建築佈局

配合健全的僧團體制，奠定了叢林的規模。傳統佛教叢林的佛寺建築可分為修道區與生活區兩大部分，基本的建築包括佛殿、法堂、禪堂、僧寮、庫房、大寮、山門等七大堂口，因此有

「七堂伽藍」

之稱。

　　由於古代中國「捨宅為寺」的風氣盛行，佛教寺院（伽藍）在建築風格上與世俗建築並無顯著區別，

中國建築完整的多進式四合院形制與佛寺的基本佈局「七堂伽藍」相輔相成

，令

漢傳佛教寺院

展現出一派中國傳統建築的風格，佛寺的事相莊嚴也呈現出中華文化藝術的面貌。

　　志蓮淨苑是傳統的淨土宗寺院，祖師留下的漢土道場，由一代代延續傳承。建設一座符合「七堂伽藍」規範的完整叢林佛寺，供僧眾及信眾聽經聞法，修身養性，培養宗教情操，為廣大眾生作得度因緣，是志蓮開山以來始終追求不捨的理想。處於香港這小小的殖民地，志蓮並沒有忘記自已是漢土的出家人，

建設一座傳統漢土叢林的佛寺建築羣

，使漢傳佛教與中華文化藝術融攝契合，而又作為香港回歸祖國重大歷史紀念性的建築物，意義深遠！

　　志蓮淨苑將佛寺重建為唐式木構建築群的因緣可追溯到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高僧鑒真和尚東渡日本的壯舉。

　　

鑒真和尚

（688年—763年）為佛教律宗南山宗傳人，揚州大明寺方丈，在淮南地區弘傳佛法三十年，佛教戒律學養高深，有很高聲望。後接受由日本朝廷委託的日本留學僧人禮請東渡傳戒的請求，以「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的決心，發願實踐佛陀指示，將佛法東傳。

　　自西元743年始的十年間，鑒真和尚歷盡千辛萬苦，

五次東渡

均失敗乃至雙目失明，然宏願彌堅，從未動搖，終於西元754年

第六次渡海成功

，到達日本首都平城京（今奈良）。此後十一年，鑒真和尚在日弘傳佛法，於奈良

東大寺設壇傳戒

，攜弟子創建

唐招提寺

，成為日本律宗開山祖；並將盛唐時期的建築、雕塑、醫藥、印刷、文學、繪畫、書法等多方面高度繁榮的文化成就傳到日本，對兩國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傑出貢獻。763年6月25日於唐招提寺圓寂，終年七十六歲。

　　日本人民敬仰鑒真和尚，譽之為「文化之父」、「律宗之祖」、「天平之甍」，除了感激他在文化上帶來的恩惠以外，更爲他一諾千金、不屈不撓的精神所感動。他創建的唐招提寺及寺內佛像等皆成為日本國寶，傳播至日本的唐代文化精華在那裏一直完整保存至今。

　　1963年是鑒真和尚圓寂一千二百周年，中日佛教界皆舉行了大型紀念活動，日本佛教界更將該年定為「鑒真大師顯彰年」，向中方深切表達了對鑒真和尚的無限感恩之情，殷切希望他們的文化恩人能夠回歸祖庭。應日方提出

鑒真和尚回歸祖庭

的要求，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居士和日本佛教領袖大穀瑩潤分別代表兩國鑒真和尚紀念委員會商定，在鑒真和尚的故鄉、漢傳佛教的律宗祖庭揚州精心建造一座鑒真和尚紀念堂。

　　紀念堂位於當年鑒真和尚曾任方丈的揚州古刹

大明寺

(清代改名法淨寺）內，1973年動工興建，1974年竣工，由我國著名建築專家梁思成先生設計。梁思成先生以當年鑒真和尚在奈良親自創建的唐招提寺金堂為藍本，精心設計了這座

鑒真和尚紀念堂

，它是這位傑出的建築專家畢生設計的最後一件遺作，也是唯一的完整仿古建築，彰顯唐代建築典雅古樸的藝術風格，充分體現了1963年中日兩國商定的原則精神——不僅在意義上，而且建築物本身也成為中日友好的象徵。

　　1980年4月13日，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第八十一代長老（住持）森本孝順奉鑒真和尚的

夾紵漆坐像

，從大阪乘專機抵達上海虹橋機場，並於當晩由森本長老和趙樸初居士專車護送到揚州，回歸祖庭。

　　揚州人民早已準備了鮮花、彩旗、花環等待迎接，專車通過時到處是鞭炮聲、鼓樂聲和歡呼聲，盛況空前。4月19日開始，鑑眞像在揚州供人瞻仰一個星期，前來禮拜者達二十二萬人；及後坐像又由森本長老護送至北京的

中國歷史博物館

和

法源寺

繼續供人們瞻仰，五月底圓滿結束，返回日本。

　　

趙樸初居士為此填寫了一首俳句，送鑒真大師像返奈良並呈森本長老：

　　看盡杜鵑花，不因垂淚怨天涯，東西都是家
　　去住夏雲閑，招提燈共大明龕，雙照淚痕乾
　　萬綠正參天，好憑風月結良椽，象敎住人間

　　鑒真和尚回歸祖庭，是一千二百年前鑒真和尚東渡日本以來的首次「回鄉探親」，是中日邦交史上的一件大事，轟動一時，載入史冊。從1963年開始醞釀至1980年始能實現，前後歷時十七年，正值中國的國內國際政治形勢跌宕起伏、發生巨變之時。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問題」的決議。1972年2月，中國透過「乒乓外交」促使中美關係解凍，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隨之日本也開始了改善中日關係的努力，1972年9月田中角榮首相訪華，兩國政府發表《中日聯合聲明》，結束長期的「敵對狀態」，實現了和諧外交關係。在這極重要的歷史時刻，鑒真和尚回歸祖庭的進程不亞於中美之間的「乒乓外交」，成為中日兩國關係改善的重要催化劑，令雙方隔絕多年外交正式敞開了文化交流的大門，作用不可估量。

　　及後，在以趙樸初居士為首，使中國佛教界努力不懈及改革開放的大趨勢下，國內的佛教的四大名山、各地歷史淵源的叢林寺廟陸續重整開放，文革中遭受重創的中國佛教在三十年間全面復甦。

　　鑒真和尚東渡——回歸祖庭，是一段跨越千年的歷史。一千二百年前，鑒真和尚千辛萬苦東渡日本，弘傳佛法的同時也宣揚了唐代中國文化的精粹，「如一燈燃千百燈」，鑄就了兩國文化的血緣關係，奈良唐招提寺足以窺覽其豐功偉績的見證。一千二百年後，

鑒真和尚回歸祖庭又作為恢復中日正常

邦交的橋樑，使隔絕多年的兩國民族重新友好溝通，揚州大明寺的「鑒真和尚紀念堂」恰巧是唐招提寺的縮影，成為兩國人民傳統友誼的象徵，昭示著鑒真和尚的精神永恆存在。

　　縱觀這段殊勝的因緣，志蓮清楚體會到佛教在波瀾壯闊的人類歷史進程中所具有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也感受到一座建築在具備實用功能的同時，其建築本身亦可具有強大的精神功能，發揮無聲勝有聲的力量。這些因緣感受深深地影響著志蓮僧眾，成為重建志蓮淨苑的重要思想理念。

　　也正是在對鑒真和尚回歸祖庭這一歷史事件的關注和瞭解中，志蓮僧眾首次認識了設計揚州鑒真和尚紀念堂的建築專家梁思成先生，展開大量閱讀該著作，並沿著於有關研究的方向，從中國古代建築一步步深入到唐代佛寺建築，為志蓮淨苑日後的重建找到了一條日益明晰的道路。

　　中國「古建宗師」梁思成先生的著作對志蓮建設的啟發和影響深遠。

　　

梁思成先生

是中國著名的古建築學家，一生致力於保護中國古代建築和文化遺產，長期從事建築教育和中國古建築研究。

　　梁先生出生於日本東京，在美國修習建築系，他覺察建於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建築在日本大都保存完好，在中國本土卻難以尋得遺跡，深感遺憾，1930年代回國後即率領營造學社人員持續進行田野考察，運用科學方法全面實地測量中國境內的古建遺址，

首次發現並測量考證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的

「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殿」

，確認中國仍有唐代木構建築之存在，為這些僅存的文化財富留下了準確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梁思成先生拜請曾經實地參予施工的清宮營建老匠師為師，收集老匠師世代相傳的秘本，破解傳統建築的各種技術語言，重新出版了極其珍稀的中國古代木建築書籍《營造法式注釋》、

《清式營造則例》

。

　　在多年戰亂和顛沛流離中，梁思成先生發表了中國著名古建築調查報告十八篇及中國的第一部《中國建築史》。他認為：

「中國始終保持木材為主要建築材料，故其形式為木結構之直接表現。」

「其在結構方面之努力，則盡木材應用之能事，以臻實際之需要，而同時完成其本身完美之形體。」

「宋式呈豪放疏朗之作，清式則緊湊侷促。唐風既以倔強粗壯見勝，其手法又以柔和精美見長，誠蔚然大觀。」

「唐宋少數遺物在結構上造詣之精，實積千餘年之工程經驗，所產生之最高美術風格。」

　　1980年代以來，志蓮深受梁先生思想影響，努力鑽研，了解梁先生的《中國建築史》、

《梁思成文集

》、《

圖說中國建築史

》等多部著作，走遍其測量過的古建遺址，從中屢獲重要的知識和啟迪。

　　在二次大戰後期(1944年)盟軍對日本本土進行總攻擊之際，因深知日本京都和奈良存留著諸多珍貴的唐風、唐制佛寺建築，梁思成先生透過美國駐重慶辦事處聯絡官向盟軍陳述了保護這些歷史建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提交的文件中有這樣一段精闢的見解：「建築是社會的縮影，民族的象徵，但絕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類的共同財產。奈良唐招提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一旦炸毀，是無法補救的。」他指導學生羅哲文在地圖上標示出日本古都奈良和京都，力求兩地的文物免受轟炸破壞。美軍接受了他的建議，在戰火中保存了這兩座古都，

梁思成先生因此被日本民眾奉為「古都恩人」。

　　梁思成先生對中國傳統建築（特別是唐代建築）的精闢見解及保護古建文物的決心深深地感動和激勵著志蓮淨苑，成為志蓮建設唐式木構佛寺的原動力，梁先生以畢生心血獲得了學術成果成為志蓮淨苑佛寺重建的重要依據。

　　多年後，梁思成先生的學生、時任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的

羅哲文先生

擔任志蓮重建委員會的顧問，為淨苑的重建提供了重要協助。

　　中國國家文物局根據梁思成先生當年的普查資料，繼續就國內僅存的兩座唐代單體建築佛光寺及南禪寺進行實物測量，這些數據日後成為志蓮重建佛寺的重要設計基礎；而國家文物局也全力支援志蓮的重建工程，承擔志蓮工程的木構建築羣設計與技術施工設計。

　　中國營造學社是中國著名實業家、文物收藏家和工藝美術學者朱啟鈐先生創立。1919年春，朱啟鈐先生于江南圖書館發現宋代李誡的《

營造法式

》，內容極為罕有的中國古建築營造法，遂立刻組織古建築學者研究，致力整理古籍，後於1929年正式成立「中國營造學社」。1931年，梁思成先生、劉敦楨先生等先後加入學社，於1931年至1945年間與學社成員按照方志記載，踏勘十五省二百餘縣，考察測量古建築文物實物，結合古籍文獻分析繪製圖樣，系統整理資料。戰爭年代環境艱苦，學社成員深恐古建遺物再遭摧殘，乃致力學術研究，盡力保存古建資料，為日後重修保護古建築提供了準確依據，貢獻卓著。營造學社是中國最早以科學方法研究古典建築的團體，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劉致平、陳明達、莫宗江、羅哲文等均為學社骨幹。

　　朱啟鈐先生集各方力量組建該團體，重點是要研究中國古建築史，研究歷代營造中有價值或失傳的古建築學問，承傳、流通出版書籍，同時也發起對中國傳統工藝中，如

彩繪

、

彩塑

、雕塑（

泥雕

、

木雕

、

竹雕

、

瓷雕

、

骨雕

、

石雕

、

銅雕

）、

陶瓷

、

染織

、

鑄冶

等各種實質藝術的研究；一切工巧之事，都在學社任務範圍之內，而信仰傳統、儀文、樂歌等等無形事物，也為學社研究所涉及。營造學社綜合性地認識到人類營造活動與社會發展的密切關係，展開的研究包括建築遺產的全部，他們採用中國傳統文獻考證與西方先進測繪相結合的方法做了大量艱巨細緻的工作，為中國古代建築史學研究和歷史建築保護開闢了一條新路。

　　營造學社的工作也使志蓮淨苑獲得重要啟發，為淨苑的發展提供了方向性的引導。多年來，從佛寺的建築到配套的裝修及莊嚴，如

壁畫經變圖

、

佛

、

菩薩

、

羅漢

、

護法神

、

天王

、

弟子

、

脅侍菩薩像

，佛台基、佛桌、家具、

佛燈

、

供具

、

法器

、

祖師龕

、

寶蓋

、

幢

、

幡

、

繡織物

等叢林內外各方面莊嚴物品，皆包括在志蓮專精研究的範圍之中。重視歷史依據，從文字資料入手度身訂造實物，志蓮以此精神為重建佛寺做了盡可能完善的準備。

　有關營造學社的進一步資料，可參看（閱讀更多）此文《梁思成林徽因與我》林洙著

　　在梁思成先生發掘、研究中國古代木構建築的過程中，從敦煌壁畫中所見的寺院建築獲得了極為重要的形象資料；而在他苦心尋訪唐代建築的過程中，也正是敦煌壁畫提供了重要的線索。日本學者曾斷言：中國已經沒有唐代以前的木構建築，若要欣賞唐代建築，只能到日本奈良。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和營造學社的助手在山西尋訪古代建築時，終於找到了隱藏於豆村鎮寂靜山林里的佛光寺，這座建於西元857年的唐代大木構佛寺建築被發現是中國建築史上的重大突破，它清晰展示出唐代大木結構和細節處理的手法，為後世提供了一個唐末木構建築的罕貴實例；而這「第一國寶」的發現，敦煌壁畫中「

五台山圖

」中標示有「

大佛光之寺

」字樣功不可沒。

　　梁思成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反覆論述敦煌壁畫的珍貴價值：

　　「中國唐代以前木構建築在形象方面的認識，除去日本現存幾處飛鳥時代(西元593-710年)、奈良時代(西元710-794年)、平安前期(西元710-950年)，模仿隋唐式建築外，唯一的資料就是敦煌壁畫。」

　　「中國建築屬於中唐以前的實物，現在的絕大部分都是磚石佛塔。我們對於木構的殿堂房舍的知識十分貧乏。」「除去史籍的記載外，幸而有敦煌壁畫還在人間，是我們重要的資料」。

　　「敦煌壁畫中有從北魏至元數以千計的，或大或小的、各型各類各式各樣的建築圖，無異為中國建築史填補了空白的一章。」

　　「敦煌壁畫中提供不少寺院建築形象，雖非實物，卻是建築史的形象資料。」「敦煌是次於實物的最好的、最忠實的、最可貴的資料。」

　　在梁思成先生著作的引導下，志蓮淨苑深刻認識到敦煌壁畫對中國古代建築研究的重要意義，自上世八十年代初即開始多次到訪敦煌石窟考察，搜集資料，從中受到極大啟發。

　　敦煌佛教淨土宗的《

觀無量壽經變圖

》中，殿、堂、樓、台等周圍回廊環繞，中間七寶池、舞樂露臺，組合成中軸對稱、多進院落的佈局；庭院嚴謹而開闊，殿宇巍峨而有序，畫師以繪畫散點透視的法則，準確地表達了建築的正側俯仰，陰陽向背，特別表現出羣體建築豐富而優美的建築形象，遠近層次、高低變化的規律，使其產生壯闊而深邃的空間效果，恢宏氣度和壯麗景象，而對建築結構的細部：台基、須彌座、階陛、散水、欄杆、柱枋、門窗、各種斗栱、屋簷、各式屋頂、瓦飾、脊飾、塔剎、相輪等（包括地磚、柱座、鐘鈐）都有

概括簡練的描繪

，志蓮從中領略了盛唐時期那種難以超越的輝煌。

　　建築是一種性格複雜的藝術，佛寺更是強調內在修行、達到心靈淨化的場所。淨土法門的修行著重觀想用功，「莊嚴佛淨土，利樂諸有情」，彷彿把佛寺建築視為修行中莊嚴觀想的一部分，而觀想所成的實物，會令大眾將建築視為清淨莊嚴的樂土，繼而達到心靈的淨化。

　　志蓮淨苑乃佛教淨土宗道場，寺院的設計收集中國淨土法門的傳統為依據。唐朝淨土宗的《

觀無量

壽經變圖

》借唐代佛寺恢宏的佈局和壯麗的建築，將佛國淨土的理想世界和現實的人文景觀精彩地融為一體，呈現出完美的佛教美學境界，志蓮復建的唐式木構建築群就是以敦煌盛唐第172窟的《觀無量壽經變圖》為藍本設計的。

志蓮佛寺

的第一進院落以「雙樓加一殿」為背景，四面廻廊連貫東、西門及前山門，中間一片廣闊庭院置四個對稱均衡的荷花池——這一設計正是敦煌淨土經變圖中壯觀景象的立體呈現。

　　

志蓮淨苑唐式佛寺

木構建築群中最重要的大雄殿，參照現今國內

五台山佛光寺

僅存的唐代木構建築東大殿為藍本設計建造的模式。

　　佛光寺位於山西省五台縣豆村鎮佛光村，相傳是北魏孝文帝（西元471〜499年）創建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壁畫宋繪「五台山圖」中即有「大佛光寺」的大幅畫面，足以彰顯其在唐代五台名刹中的顯赫地位。

　　佛光寺東大殿為唐代建築原物，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西元857年），是現今所見中國最古老的木構佛寺殿堂建築。

　　1931年至1937年之間，中國營造學社梁思成先生等隊員，為了編纂一部中國建築歷史，先後六度赴山西考察古建築。1937年6月，梁思成先生夥同莫宗江、林徽因、紀玉堂四人組成的調查隊到了山西的五台山。他們騎毛驢入山，沿陡峻危險的山路迂回前行，終於在五台縣豆村鎮附近，意外地發現了千年古刹「

佛光真容禪寺

」，在那裏最終得償所願。

　　佛光寺東大殿坐落於山坡上的一處高臺上，坐東面西，雄渾偉岸，周圍古松環繞。梁思成先生在《記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築》、《中國最古老的木構建築》文中詳細記述了他們的這一重要調研與發現，其中說道：

　　「正殿魁偉整飭，還是唐大中年間的原物。除了建築形制的特點歷歷可證外，樑間還有唐代墨蹟題名，可資考證。」

　　「忽然看見樑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的做法，是國內木構中的孤例。」「當我們爬到天花板上的黑暗空間時，則令我大感驚奇；我發現屋頂桁架的構造方式以前只是在唐代繪畫中見過。」

　　「瞻仰大殿，諮嗟驚喜，我們一向所抱著的國內殿宇必有唐構的信念，在此得到一個實證了。」

　　經詳細考證，東大殿無論斗栱、樑枋，還是棋盤式的平棊、刻蓮瓣的柱礎石等，都具有顯著唐代的特徵，殿內的塑像、壁畫和墨書題記也皆為唐代原物，在唐代建築實物幾近絕跡的中國，這座明確標記始建於唐大中十一年（西元857年）的木構建築無疑是「中國獨一無二的藝術珍品」、「中國第一國寶」、「中國建築遺產中最可珍貴的無價之寶」。

　　梁思成先生當年

對東大殿進行了詳細的實地考察測量

，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測繪數據，後來經國家文物局繼續深入測繪研究，資料更趨詳盡完整。國家文物局大力支持志蓮淨苑重現唐代佛寺的計劃，派出設計團隊根據東大殿的實測數據和建築形制、結構為志蓮大雄殿進行了精心佈局和設計，

大雄殿每一個

建築細節都有原始的實物作參照、證明

。由於志蓮淨苑自身地域、環境的限制，大雄殿的面闊由原

東大殿的七開間減為五開間

，進深相同為四開間。而這座建造於現代香港、脫胎于唐代佛光寺東大殿的唐式木構建築，正如梁思成先生描述東大殿時所說的那樣：「比例和設計雄健莊嚴，有著巨大、宏偉、簡潔的斗栱和深遠的出簷」「僅一層高的大殿，是一個雄偉的建築物」。

　　志蓮以唐代的木構建築技術建設唐代形制、規模的佛寺與園林，是希望在本國的土地上，尋回本民族已消失的光輝記憶，將之再現於世。這一計劃得到了來自中國內地各有關部門的鼎力協助，更難得的是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認可與支持，破例將這一新工程作為該局復建唐代古建工程的文化事業立項。

　　1994至1996年間，志蓮淨苑為籌備重建，懇請國家文物局給予支持幫助，國家文物局即委託中國文物研究所（後改名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協助志蓮淨苑復建寺院建築，並構思唐代風格設計。中國文物研究所轄下的古代建築與古跡保護中心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建築的調查、測繪、研究與保護修繕，參與了一系列國家級的科研及工程實踐。豐富的測繪與修繕實踐所積累的經驗，使他們透徹瞭解木構古建的結構，並有助於繪製精確嚴謹的圖紙，以高標準、高質量完成整座木構建築群單體建築和總體院落的設計，確保工程的實施準確無誤。

　　中國文物研究所

時任所長羅哲文先生

、

副所長黃克忠先生

、資深古建專家

杜仙洲先生

等積極支持志蓮淨苑復建唐式佛寺建築群的計劃，在重建佛寺的方案設計階段擔任重建委員會的顧問，及時對設計方案進行論證與修改，同時負責審定古建專家小組所繪製的整體木構建築圖，為志蓮淨苑的重建提供了重要協助。

　　文物研究所古建部集中全體人員，認真調查研究唐式建築形制、結構特點和建構方法，以國内現存唯一唐代木構佛寺大型殿堂—五台山佛光寺東大殿為藍本，群策群力開展志蓮重建工程的技術設計與施工圖繪製造。與志蓮在共同的高標準和嚴格要求下，整項工程設計極其嚴謹細緻，即使天花以上看不到的樑架部分，亦以真正唐代的木結構技術完成，使其成為唐文化的實物再現。

　　在搜集木結構建築資料的過程中，國家文物局向志蓮淨苑提供了當年由梁思成先生實地考察測量、文物局又繼續深入測繪的兩座中國僅存唐代單體建築的實物測量數據，這是志蓮淨苑佛寺重建的重要依據，是佛寺建築得以按唐式法度建成的關鍵所在。

　　香港缺乏木構古建施工人才。全中國百分之七十的古建築在山西，當地一直保存著傳統古建築方式，工匠做工講究，經驗豐富；而安徽古建隊架構完整，分工系統，大木作施工隊掌握工藝較為全面，能繪製大樣施工圖，

透視分析各木構件組合

，木工也比較細緻，故志蓮邀請安徽古建園林市政建設總公司的古建隊伍承擔佛寺木構建築的施工任務，山西古建專才監管驗收，使重建工程的施工質量得到充分保證。

　　建設志蓮佛寺這樣一個規模空前的唐式木構建築群，木構件的製作和

安裝均採用人手操作

，對技術精確度要求之高可以想見，香港、日本對施工水準要求尤其嚴格，多方合作的工程實踐更令內地工人的素質得到進一步提升。在三年極其緊張艱苦的施工過程中，安徽古建隊吃大苦耐大勞，克服中國傳統手工業的保守烙印，與施工各方協同合作，鍛煉出了一批技術精良、作風嚴謹的工程人員，堪稱中國古建建設的精英；日後他們又繼續跟隨志蓮建設園林、維修佛寺，成為志蓮持續發展不可缺少的骨幹力量。

　　志蓮淨苑的重建自始至終都得到各路專家的鼎力支持。

　　古建築專家

蕭默先生依敦煌壁畫唐代建築形式為志蓮淨苑繪畫了的一版方案圖

，為後來的唐代木構建築方案設計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梁思成先生的清華大學建築系學生

俞宗翹先生擬出建築總體規劃圖

，確定志蓮淨苑依照佛教叢林法度、以唐風木構建築院落組合而建的規模與佈局。

　　

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研究所

古建築保護設計部主任張之平女士率領十多位古建專家小組成員，以兩年多時間，依唐風法度為這一浩大工程繪製出一套完整的設計方案與施工圖纸，並得到古建權威專家羅哲文先生、杜仙洲先生的審定；這批珍貴的手繪圖紙，已成為

中國文物研究所最後一套手繪圖紙

，具有不尋常的意義。

　　施工期間，志蓮更得到文物研究所古建部派出具有豐富經驗的古建結構專家張生同先生常駐施工現場，實地解決結構問題。

　　武漢測繪科技大學的專家一直嚴緊跟進工程，嚴格量度施工隊製作的全部木構件，將資料數據輸入電腦進行模擬試裝，以保證實施的精準。他們以科學標準對整項工程進行嚴謹的全程監察、驗收，並建立了建築物的

真三維資料庫

，這些電腦測量記錄也成為中國古建築學珍貴的實例資料。

　　安徽古建築隊負責的建築

分件圖

、

1:1實物放樣

，

預組裝等各程序

須經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首肯通過，同時諮詢香港建築師及工程承建商的意見。整個工程的施工監察均由專業團隊參與，精確有序。

　　唐朝約二百多年間，廣泛融攝外來文明，文化體系獨立而成熟，成為當時一股世界性的文化力量，對東亞國家的影響尤其深遠。唐代的城市建設和佛寺建築、園林成就輝煌，傳入日本後，日本飛鳥、奈良時期的建築皆富有濃鬱的唐風，至今在京都和奈良仍完好存留著大量唐風、唐制的佛寺建築和園林，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高僧鑒真和尚（公元687-763年）東渡日本後建造的唐招提寺。唐招提寺在日本被公認為「現今世界上足以引為自豪的古代木造建築」，唐招提寺金堂是「現存的奈良時代建築中規模最大，格式最高的建築物」（唐招提寺金堂修理專門委員會座長、原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所長、日本建築專家鈐木嘉吉先生語），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實物見證。

　　日本在古木構建築的風格研究及修繕方面累積了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志蓮淨苑重現唐風木構建築的工程得到了日本專業人士的高度評價和熱情參與。日本專家感念日本文化源自中國，深懷感恩之情，在志蓮淨苑整個重建過程中積極分享日本自唐朝學習而得的建造及修繕技術，給予建設性意見並提供參考資料。

　　中日兩地的專家均強調志蓮淨苑建造項目嚴謹地重現唐代建築風格至為重要。志蓮採納日本古建專家瀧川昭雄先生的意見，為建築多角度繪製 1:1

放樣圖

，確保施工精確無誤；木專家佐藤和彥先生為工程提供了大量難得的上好檜木，使志蓮在短期內集齊興建佛寺所需的珍貴木材。瓦專家小林章男先生為志蓮提供了已被日本視為國寶的

唐招提寺鴟尾

的圖樣及測量數據，使志蓮淨苑大雄殿所需的鴟尾得以

按唐招提寺式樣準確複製

。而志蓮淨苑聘請安徽木工參與重建工程，其依據則是1980年代日本文化廳準備以唐都長安為藍本重修奈良古城並復建平城京時，為求大木作人手對中國古建施工隊所做普查的資料。

　　為了木構架建築能夠長久保存，瀧川昭雄先生還參考奈良平城京重修朱雀門及法隆寺加固百濟觀音堂的經驗提出建議，為志蓮淨苑佛寺的木構建築採取必要的加固措施，以防止數百年後可能出現的變形問題。日本與香港的氣候特徵相似，日本專家於結構加固和防潮防蟲等方面的經驗也在志蓮佛寺工程中成為有效的借鑒。

　　志蓮淨苑再現唐寺之興建因緣，是眾人的智慧熱誠和理念思想的體現。蒙十方善信、社會賢達及中日古建築學者熱心支援，鼎力相助，多方因緣和合，始令唐式佛寺木構建築群實現香港。

　　文革結束後，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為志蓮淨苑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客觀條件，讓志蓮順利參訪內地的佛教名山及寺院進行頻繁的實地考察，獲得大量寶貴的知識，並與內地有關人士及部門廣泛結緣，建立聯繫。自1970年代末開始，宏勳法師先後參與了

廣東丹霞山明代別傳寺

的設計與施工、重建

廣州光孝寺

的設計和建造，1980年初期建造香港

天壇大佛

、重建香港大嶼山薑山

觀音寺

、新加坡蓮山

雙林寺

，將多年對中國建築和佛教藝術的研究成果發揮其中。

　　香港天壇大佛的建造得到了中國航天工業部的鼎力支持。這項龐大複雜的系統工程盛況空前，技術難度極高且無先例可循，眾多內地工程技術人員全力以赴，克服了數不清的困難，經過長達幾年的艱苦努力，終使這一宏偉創舉達至成功。如今，天壇大佛已成為當代香港一座具象徵性的巨型雕塑，影響深遠，在香港回歸之際為中港合作樹立了一個傑出的典範。宏勳法師作為大佛建造工程的藝術總監，親身實踐了各項工作的統籌，全方位積累了經驗，同時對祖國本土的強大力量及中港合作的必要性獲得了深刻的認識，這一難能可貴的經歷對日後重建志蓮佛寺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成為實現重建的基礎。

　　志蓮淨苑重建工程當時是備受香港各界關注的大事，一批發心的居士慷慨捐款出力之外，社會各界人士包括普通的草根百姓亦皆紛紛響應，支援工程，讓「

一瓦一願

」的籌款活動能夠順利進行，並吸引了三十多萬市民踴躍參與其殊勝機緣；每人視己能力之大小為在建的志蓮佛寺木構建築群捐款獻瓦，讓它們在千百年間與莊嚴的佛寺共存。志蓮重建的願力已成為香港市民共同之心願，這樣的因緣動力一直與工程同步進行。

　　志蓮的重建亦得到從中央到香港佛教界的廣泛支持。1994年1月3日，

志蓮淨苑佛寺奠基典禮

在

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居士

、

副會長明暘法師

、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法師、聖一法師及董事局主

席胡仙小姐主持奠基儀式，並隆重舉行

。

　　1998年1月6日（農曆丁丑年十二月初八），莊嚴的志蓮淨苑重建圓成佛像開光典禮隆重舉行，

恭請眾多香港及國內外高僧開光說法

，全國及香港的眾多高僧大德應邀前來，為志蓮淨苑唐式佛寺的圓滿落成開光同慶。參加盛典的有：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

覺光大和尚

，香港大嶼山寶林禪寺東堂

聖一大和尚

，香港大嶼山寶蓮禪寺方丈初慧大和尚，香港荃灣西方寺方丈

永惺大和尚

，香港大嶼山觀音寺方丈

融靈大和尚

，廣東韶關南華寺方丈

佛源大和尚

，江西雲居山真如禪寺方丈

一誠大和尚

，浙江普陀山普濟寺方丈

妙善大和尚

，深圳弘法寺方丈

本煥大和尚

，江蘇常州天寧寺方丈

松純大和尚

，安徽九華山祇園寺方丈

仁德大和尚

，重慶慈雲寺方丈

惟賢大和尚

，江西東林寺方丈

傳印大和尚

，福建廈門南普陀寺方丈聖輝大和尚和寧波天童禪寺方丈廣修大和尚等。

　　德高望重的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居士亦擔任了志蓮淨苑佛寺重建的委員會名譽主席，自始至終，關懷著志蓮淨苑的重建，而在1987年曾為宏勳法師鈔示書寫蕅益大師在「靈峰宗論」中的「

造毘盧佛像疏

他更為

志蓮淨苑大雄殿開光欣然題詞

：

「喜功德之圓成 萬眾瞻依 福智資糧尊愛道 　望海天而仰止 千花圍繞 棟宇莊嚴紹盛唐」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大和尚在開幕儀式上致辭盛讚：

「佛教能有此成就，行之於世，攝化萬方，四眾依止，實至功德無量」

　　香港政府、民眾和佛教界對

志蓮淨苑唐式佛寺木構建築群

一致予以肯定和高度讚揚，預言它將成為香港的佛教勝地，城市的新地標。